年龄：40岁

　　职业：警察

　　角色：安保负责人

　　警官图亚的胳膊上有两颗星，下面写着警探。他是这儿3个警察的头儿，负责足球城体育场C入口的安保。从早上10时到晚上散场，他们一直在那儿。

　　南非的安保看似是严格的，每个场馆周围都有数不胜数的警察，三五成群。这儿也是松散的。在门口待不了多久，就找不到图亚人了，半小时后，在500米开外的快餐厅内，他悠闲地喝着咖啡，与当地人说笑着。

　　在世界杯的安保队伍中，图亚绝对是一名老警察了。1993年，他警校毕业，编入刑警。在这行里干了整整17年，从下级警员到2级警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我手里抓过的罪犯不下200个，其中不少都有枪。

　　在南非，入室偷盗、抢劫和强奸等暴力犯罪是主体，犯罪分子大都有枪。图亚的职责是处置突发犯罪，“我不能告诉你具体的案件，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子弹就在我耳边飞过，我都能感觉到风声。砰……”他用右手比作手枪，在记者耳畔比划了一下。

　　“幸好，我从来没有被枪击过。”他说，“可我有很多同事就倒在我身边，有的活过来了，有的没有。”他语气低沉，但并不伤感。还会想起他们吗？“不，我很少去回忆这些场景，如果你老是去想，那么我就别去工作了。罪犯都很聪明，他们能从你眼中读出怯懦。”

　　在图亚看来，他刚刚加入警队的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我没经验，那年的治安形势也特别差。政权正交接，犯罪分子乘虚而入，而很多白人警察不知道是否还能留用，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总之，那年糟透了。”

　　现在，南非的治安形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和大部分当地人一样，图亚对于南非治安不佳的议论很是愤懑。“人们总是夸大阴暗面，而忽略光明的一面。我敢跟你打赌，即便是脱下警服，我也能去约堡的任何地方，没必要带枪。”索维托呢？图亚把手搭在记者肩上，“你知道吗？你所在的这个足球城就在索维托。你觉得不安全吗？”

　　索维托的足球少年想当警察，但图亚对于这个职业的评价很矛盾，“我很骄傲自己是名警察。”他说：“如果能帮助别人脱离险境，我很高兴。”可他并不希望16岁的儿子重走自己的老路，考警校、当警察。“这份工作一定要有人做，但我不希望他当警察。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图亚说，之所以索维托孩子想当警察，最主要的原因是警校不收学费，出路也能保证，“很多人当警察，是因为他们没钱读大学，没有选择其他工作的权利。”

　　在他理想中，儿子应该走一条有别于他的道路，“我还是希望他去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都可以，只要他喜欢。”而他本人，似乎已经错过了选择的机会，“如果倒退20年，我有足够的钱，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建筑师，或者装修工程师。甚至可以想办法不当刑警，去一个别的部门，或者调去一个相对太平的街区。”他说，尽管自己不会多想，但这半辈子已经听够了枪声，看够了鲜血。

　　从事世界杯安保的这个月，将是图亚17年警察生涯中最悠闲的，不用去猜测罪犯会藏在哪个角落，不用在出警前祈祷能平安回来。图亚说，他每年会去市郊的公墓探望曾和自己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一次甚至突发奇想，他们身边的空地会不会是自己的葬身之所，“当然只是一闪念，我会尽快把它忘记，不然一定不会赢。”

　　“这里太平静了，让我都快忘记枪声了。”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球迷，他感慨道。眼前，数万名球迷正在入场。他们的眼中只有兴奋，没有恐惧。

　　“将仨闺女送进一流大学”

　　人物：塔米

　　年龄：四十出头

　　职业：中学物理老师

　　角色：司机

　　塔米，是记者在南非聘请的司机，也是第一个认识的当地人。司机，只是塔米的副业，他是一所高中的物理老师。世界杯期间，南非中学全部放假，塔米才有时间做起了兼职。

　　或许是因为教师出身，塔米身上总有种别样的气质。他总会比约定时间提前10分钟到寓所，把车擦干净。每次把我们送回寓所后，他会刻意等上一分钟，铁门缓缓关闭后，才鸣笛一声，算是作别。

　　相处日久，司机和租客的身份开始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跨越国界、种族的友谊。上周日，约堡的新闻中心传出爆炸传闻。此时的塔米，正在300多公里外的内尔斯普内特，得知消息后，他立即拨通了记者的电话，“你没事吧？一切还好吗？注意安全！”简简单单的两句问候，让人心里暖暖的。

　　相处日久，车上的记者也爱跟他开玩笑。塔米是祖鲁人。按照民族风俗，他们仍保持着一夫多妻的传统。常有记者好奇地问塔米，你有几个老婆？他总是爽朗一笑，半开玩笑说：只有一个啊，就连这个都快养不起了。

　　这话有些言过其实。塔米是一名教师，每月的工资有12000兰特(约合11000多人民币)，妻子在一所高校任教，收入相当。用塔米的说法，他们算得上约堡的中产阶级。家有3个女儿，最大的16岁，在读高中，最小的女儿10岁，小学即将毕业。他把一家人的合影夹在皮夹里，掏钱时，习惯性地瞄上一眼。

　　塔米在，车里总不寂寞。堵车时，他会放上一首蓝调音乐，忧郁得让你忘却时间。长途跋涉时，他会一路向你介绍风土人情。说到兴起，他索性双脱手，向你比划起来。

　　只有一次例外。6月20日是父亲节，赛事也渐入佳境。上午，塔米刚把两位记者从内尔斯普内特接回约堡，晚上11点过又赶往足球城，“领”回守候在路边的记者。一路上，塔米很沉静，“今天我很累。”他叹口气，“我知道3个女儿都在等我回家，和我一起过父亲节，可我现在还在这儿。”他说，一想到女儿失望的眼神，总有种难以抑制的愧疚。

　　“我想等到世界杯结束后，抽点时间，再陪陪他们。”塔米说得很认真。说完，双眼凝视前方。此时，约堡已沉睡在昏黄的路灯与沉沉黑夜中。送完记者后，他要原路返回50公里外的比勒陀利亚的家。家中，3个宝贝女儿在梦中等待着父亲的归来……

　　此间的中国记者都很羡慕我们。因为塔米着实优秀，他不会像别的司机那样“坐地起价”，开到一半向记者要汽油费；也不会为几兰特停车费而斤斤计较。但这并不代表塔米对钱没有概念。每次经过市中心的维特沃特兰德大学，他总是习惯性地打开车窗，指着连片的草坪说，“嘿，这是南非最好的大学，就是学费也不便宜。”

　　塔米心中，一直有个梦，要让女儿能走进这样的校园，“我会把租车费中的大部分交给老婆，剩下的悄悄存起来，留给孩子们作教育经费。”他坦陈，眼下的最大心愿就是：把3个闺女都送进一流大学。不知道女儿是否知道父亲的“小金库”。如果知道，她们应该能原谅爸爸在父亲节的“缺席”。

　　本版撰稿本报特派记者赵博(本报约翰内斯堡6月27日专电)

　　生日，不说再见

　　没有比赛时，埃利斯公园球场新闻中心很安静。间或有一两名记者进来，找个角落坐下。大棚内，身穿草绿色外套的志愿者比记者还多。

　　中午时分，记者工作间的一角传来生日祝福声。回头一看，数十名志愿者正围坐在一张工作台前，为其中一员庆祝生日。许心愿、吹蜡烛、吃蛋糕，流程与国内如出一辙，环顾一周，最大的不同是肤色、容貌和南腔北调的英语。

　　“寿星”劳拉来自阿根廷，却有着一张东方人的面孔。细细打听，原来她祖父是琉球人，移居日本、飘零南美，最终落户在阿根廷；另一张东方面孔是个俊俏的男生，大家称他杰森，而他本名叫何海。一开口，流出地道的沪语，原来他来自上海，10岁时迁居南非。

　　十几名志愿者来自八九个国家，几乎是个迷你联合国。负责分发出场名单的志愿者来自尼日利亚，负责登记等候名单的则来自德国。别看相处才半个多月，原本天各一方的年轻人，却熟悉得有如故知。劳拉说，自己只是偶尔提起生日快到了，没想到就惊动了这么多人。那块生日蛋糕，则是本地志愿者让母亲烘烤好送来的。

　　“我从没料到他们会为我办个小聚会。”她说，“这也是我在南非的最后几个晚上，再过两天，我就要提前回国，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这块蛋糕，是庆祝，也是道别。”直到现在，她还叫不全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分工不同，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一起。”不过她表示，临行前会冲好生日照片，挨个儿让同事们签名，把这份记忆带回阿根廷。

　　同样打入行囊的还有一张手机拍摄的梅西照片。劳拉说，志愿者本不能在内场拍照，但看到梅西从身旁经过，她忍不住拿出了手机。这张照片，她已转发给不少喜欢梅西的同事。

　　没有昂贵的生日礼物；没有单反相机的清晰相片，小小志愿者的世界杯生活并不缺乏情趣。他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在这里，积累一个月的情谊。生日，不说再见，也许知道再见遥遥无期。人生轨迹难测，世界杯只是他们短暂的交集。

　　本报特派记者赵博(本报约翰内斯堡6月27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