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永述评 中国足协终于要向中超联赛“管办分离”开始实质性迈进了！当中国足协传出“外包”中超联赛的消息后，相信中超元年“闹革命”的“七君子”一定面面相觑：“革命”难道就这样成功了？

　　“七君子”中的多人早已淡出中超联赛，成功不成功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事不关己，但对于目前中超的管理者们和拥趸们来说，“管办分离”能否真正成功，却需要更全面地思考、更严谨地论证和更谨慎地实施。

　　足协选对了方向

　　1994年，王俊生创办了职业联赛，2004年，阎世铎将甲A联赛升级为中超联赛，时任策划者之一的董罡在当年曾经不无兴奋地表示：“中超将全面和市场接轨，鲁能也要积极筹备上市。”愿望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正好可以形容中超7年的艰苦路程：2004年中超元年年底的一场七君子革命，曾经逼迫足协答应“管办分离”，随后谢亚龙也创建了中超公司，但中超仍换汤不换药。

　　在如今中国足球面临全新改制的敏感时刻，职业联赛“外包”的出台出乎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出乎意料之外在于，目前中国职业联赛俱乐部似乎已经沉沦和迷茫，管理者们更多是处在一种明哲保身就事论事的工作状态中，已经失去了改革的锐气和意愿。

　　意料之中在于，中国足球的外部环境是经济领域强烈的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趋势，而在内部环境中同样存在必然因素：和欧洲的职业联赛接轨，摆脱政府方面的控制，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自主的发展，一直是中国足球人梦寐以求的改革方向。

　　今年3月，崔大林多次提出中国职业联赛要实现管办分离，其中在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会上崔大林发言时表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事业单位，拥有很大的行政权；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实为一体的中国足协是一个社团组织，为办中超联赛又注册成立了企业性质的中超公司，其董事长和总经理又由足协官员担任。既管又办，这种体制难免要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崔大林重申：“管办分离，是中国职业联赛改革的方向。”

　　只是那时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扫黑和韦迪的“举国论”，这样的表态被湮没了。

　　切不要走上弯路

　　实现职业联赛管办分离，中国足协无疑是选对了方向，但选对了方向就一定会走对路吗？我们不妨从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三个主体来仔细审视。

　　主体之一自然是中国足协。我们需要问的是，实现中国职业联赛的“管办分离”，是真正着眼于职业联赛的发展还是“甩包袱”？在韦迪上任后，他多次谈及了国字号球队、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却对职业联赛的发展思考较少，很多人不免担心，足协方面是否存在将中超联赛边缘化的想法呢？

　　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双刃剑：“外包”职业联赛，或许会促进职业联赛的繁荣，但同样可能实现另外一个相反的目的：让职业联赛边缘化，让职业联赛变成政府主导足球的附庸。或许，本届世界杯韩国日本的成功以及朝鲜的失败，能够给中国足球工作者更多的思考。

　　第二个主体是然是“承包方”。目前承包方还是雾里看花，所以我们尚不能论证承包方“办”的能力，但我们却非常有必要知道，足协对承包方“管”的方式和能力如何。

　　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便已经提及，但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常常就从“政企不分”这一个极端走向“完全失控”这一极端。所以，官办分离后“管”的方式和能力极为重要，在分离后如何调动各级政府对于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的支持也需要极度关注，要知道即便完全职业化的欧洲，各级政府对俱乐部也极为重视，足球说到底具有社会公益性，否则，法国队世界杯输球了萨科奇才懒得搭理呢。

　　不能不提的主体是中超俱乐部本身。我们前面提到，目前中超俱乐部对于“管办分离”的诉求并不明显，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思考在扼杀中也变得浑浑噩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调动俱乐部的积极性，“管办分离”便是无源之水。

　　新浪体育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