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报道 应该说这是一次带有强烈总局意志的改革，早在韦迪上任之初，他就在足协内部就成立“职业联盟”的设想征求过意见，这被认为是现在足协“转让”中超联赛的起点。上任伊始的那次意见征集，发生在韦迪刚刚到足协一周的时候，在对中国足球并不了解、并且没有进行调研的情况下，一上来就立即对“职业联盟”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进行构想，很容易让人想到，韦迪是肩负了总局的相关使命和设想而来。虽然这个构想因为韦迪在上任后一直忙于一些具体事务而有所耽搁，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让其搁浅甚至暂缓。

　　继续发展的信号

　　中国职业联赛的发展原比人们想象中的缓慢和滞后，虽然足协历届掌门人在任期内斗对联赛进行过改革，但无论是创始人王俊生还是升级者阎世铎，都没能让中国联赛完成真正的职业化。谢亚龙任期内解决了中超公司经营的联赛瓶颈，消除了2004年“G7革命”带出来的难题，看似让职业化更深入了，但却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在谢亚龙任上时，曾在总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在上任的四年里，总局始终没有对中国足球的改革到底要不要继续深入给出明确的答复。”这样的说法充分证明，职业化联赛的进一步改革不是足协层面就能决定和规划的，他需要总局甚至更高层在大方向上的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总局对足球项目的摇摆在最近两年发生了变化，从2009年开始，中央领导致力于中国足球改革的呼声较高，其中习近平、刘延东等都在不同场合对足球的发展提出过要求，即使在前段公安部门打击“反赌扫黑”的阶段里，上级部门对足球的发展依然寄予厚望。这被看成是自上而下的中国足球发展思路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任的韦迪，与他的前任完全不同，一上来就曾被评为是“第一位正视体制与机制问题的足管中心最高领导”。他在2月份的发布会上曾坦言：“媒体批评我们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这些的确都是存在的事实。我们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确是严重滞后了。”韦迪当时曾经强调，足协将酝酿树立中超公司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可能把联赛部这样的部门划归到中超公司，加大中超公司在职业联赛中的独立操作能力，他甚至为此请回了郎效农出山担任中超公司总经理，让于洪臣负责中超公司，并调来水上干部刘卫东协助，但把一切交给中超公司显然不能让韦迪真正满意或者放心———“我希望在临退休前中国足协能够实现政企分开、管办分开，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能像欧洲一样，达到真正的职业化。按照我的判断，在两三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新管理格局的出现，但真正能走上和欧洲相似的职业化联赛道路，还需要更长时间。”韦迪这样的表态暴露了他在此项改革上的决心。

　　就像没有人能准确估量这次改革到底有多彻底一样，包括韦迪在内的新足协内阁也没有人能说清完成这次改革的具体时间表。显而易见的是，总局在现阶段对把中超联赛交给一家独立于足协之外的公司运作也没有太多的把握，这毕竟牵扯到太多层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国情以及法律法规，更是总局这个级别的单位难以突破的瓶颈，但这个改革措施被摆上桌面，至少可以被认为是总局致力于中国足球深入改革的明确信号。

　　“举国”须联赛改制

　　对于一项改革措施而言，尽管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却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变味，这是众人的担心，毕竟现在2010年是中国足球经历一个巨大波折的年代，在这个时期内，韦迪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观望，还有来自内部的压力。

　　韦迪上任半年里，主要做的就是对足协内部进行人事清理，以及理顺国字号队伍与联赛关系两大任务。韦迪作为足管中心一把手，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各个部门的工作中遇到阻力，在拿到尚方宝剑后，他甚至打破总局的人事制度，中途让所有原来的中层干部下课，总局也十分配合地配置了5名新中层。

　　接下来的对外“转让中超联赛”的过程也会在人事上暗暗发力，以消除原来各方面的影响力，至少在一个与足协毫不相干的公司里，韦迪更容易掌控，这一点精通管理的韦迪不可能不考虑。

　　其次今年国字号队伍的工作安排也遇到了来自俱乐部的压力，6月初远赴欧洲与南非的热身比赛前，因为俱乐部不放主力队员出战，国家队也不愿意残阵出访，因而取消了比赛；在“国奥打中超”的计划最终沦为“金杯海星系列赛”，也有无法征调俱乐部国奥队员的初衷在内。而一旦中超联赛杯置于一家公司下，征调队员也会因此而有理由变得更加顺畅。

　　就在6月21日下午，韦迪在足协内部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会上听取了各部门的工作汇报，并修正了个别部门一些具体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了“各部门要为国字号队伍服务”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整体“转让中超联赛”的措施会不会成为“为国字号队伍服务”的一项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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