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出诗人的地方。而德意志，人人都是哲学家。

　　足球，是一场战争。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更像哲学。城市里，树起了坚硬冰冷的壁垒，以阻隔臆想中的罗曼蒂克。诗歌，只是偶尔的顾影自怜。

　　喜欢英格兰足球的，多是女人。

　　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依旧脉络清晰地刻于心上，间接地，心里便装下了整个国家，及其种种。足球，也在其中。这是女人的逻辑。

　　也有人，单单是为了贝克汉姆。即便只为了看看西装笔挺的他，痛苦的一个蹙眉，也吸引眼球。

　　英格兰足球，如济慈的诗。诗体丰满，流着糖和蜜，给了你假设中的心花怒放。英格兰足球，何尝不是叶芝的附体，结尾处总是忧郁惆怅，肝肠寸断。

　　鲁尼，是骄横的。特里，是轻浮的。至于兰帕德，硬汉的壳子，软绵的内里。在需要真男人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够无所顾忌地挺身而出。古往今来，诗人们都是如此。莺歌燕舞，琼浆玉饮时，扮演玉树临风的多情客，泛滥如弱水三千。真要拔刀亮剑，决一雌雄时，挺身而出的，却大概只有一瓢。诗人们，是暖温带动物。

　　倒是那些哲学家，都自成一体，有了流派。康德一直在经营自己的“批判”哲学，80岁去世时，形容枯槁。为了自己所信所追求，他们愿意坚强心智，磨砺身体。这是德国人的精神。

　　读起来眉飞色舞的，是诗歌；听上去晦涩教条的，是哲学。英格兰，绵软地诉说着永恒之《灿烂的星》——不断，不断听着她细腻的呼吸；就这样活着，或昏迷地死去。她，给予所有人假想的快乐，她，是英格兰人放不下的1966年世界杯历史。华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