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种菜靠枪！ 华人农场主坦言剽悍才能有活路
黄明几乎随身携带两把手枪。
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黄明在南非做起了菜农。按照每年100万兰特的计划，他奋斗10年就可以提前退休了。然而，这碗饭不好吃。在南非做菜农，外要提防窃贼，内要管理工人，上要看天色，下要看警察的脸色。每逢挑衅，黄明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不是杀人，而是凸显强势。与其他白人农场主一样，黄明将农场的命运都寄托在枪的震慑力上。
世界杯期间，黄明每隔两天就要给比勒陀利亚的GRANDEVELMORE庄园送去30公斤西兰花、40公斤卷心菜、50公斤土豆……这算不上大生意，但却是一笔让他很在意、很谨慎的买卖。因为参加世界杯的德国队就住在GRANDEVELMORE庄园里，黄明的农场出产的蔬菜，每天都出现在德国队的餐桌上。
为100万而奋斗
黄明的农场与GRANDEVELMORE庄园仅一河之隔。德国队要求每天都有新鲜、无污染的蔬菜。
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黄明却对此无甚兴趣，甚至连一场比赛都没有去看。他唯一关心的是：德国队能否进入世界杯决赛。因为德国队在GRANDEVELMORE庄园多住几天，黄明的农产品就能多卖几百斤。
黄明说，他不是不想去看比赛，也不是担心肥沃的土地长不好农作物，而是要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保护并控制住自己的农场。
经营农场前，黄明在叔叔的服装店里帮忙。今年1月，这个农场的前主人因为年纪大了，控制不了农场而将其出售。在南非，种菜是不错的买卖，因为南非的菜价快赶上肉价了。一公斤土豆要18兰特，一根葱要差不多1兰特，而一公斤猪排也不过23兰特(人民币兑兰特汇率约为1:1.1)。
于是，自称“天不怕，地不怕”的黄明带着20万兰特进入了这个面积80亩，拥有25个塑料大棚、16名工人的农场，在南非做起了菜农。刚来到南非两年的黄明有自己远大的理想。他计算过，这个农场一年的保守利润在100万兰特左右。借着世界杯的强势带动，他只要好好奋斗10年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幸亏我有枪”
在南非，经营农场的基本都是白人，华人则少之又少。积累了半年菜农经验的黄明向笔者诉苦：“约翰内斯堡周边几个城市，只有13家农场。虽然蔬菜的利润很高，但经营难度也不小。因为外要提防窃贼，内要管理工人，上要看天色，下要看警察的脸色……”
刚刚盘下农场时，他孤身一人住在小农场。有一天夜里10点钟左右，黄明听到农场里的狼狗在叫，原来是一辆车停在小院前，车里跳出5个黑人，翻过篱笆，鬼鬼祟祟地向房子摸过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强盗来了，于是将手枪上膛，从窗户对着外面的地上和空中开了两枪。结果他们一听见枪声，立刻就逃跑了”。
就在险些被抢劫后几天，隔壁白人农场的一名黑人跑到黄明的农场，不让他的工人来干活，甚至将工人们的行李都从工棚里扔了出来。黄明说：“我上前和他理论，结果他一边骂我，让我滚，一边还冲上来要打我。我火了，上去就给了他一拳，然后掏出枪顶着他的头。他顿时就软了，再也没有来我的农场闹事。后来我才知道，这名黑人是隔壁农场的恶霸，不仅敲诈自己工友的钱，还跑到周边农场去收取工人的保护费。”
除了保护自己的农场，黄明还要操心自己的工人“窝里反”。南非很多农场的黑人工人都是来自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的非法移民。黄明发现，这些黑人有一些通病：懒惰、没有责任心、欺善怕恶、爱偷鸡摸狗。于是，黄明不得不想出一些自己的办法来制约他们。
“工人偷东西，如果没发现就没办法；如果发现了就必须追究，扣他们的工资。如果有人承认，就扣当事人的工资；如果没人承认，就扣领班工人的工资。因为我支付给领班的工资比其他工人高，他必须负起更大的责任，监督其他工人。这样一来，他们规矩多了。”不过，黄明仍然不敢在农场里养家禽，因为“养几只鸡，不用几天就连鸡毛都不见了”。
黄明指着一名正在地里做事的工人告诉笔者：“这名工人原来总是在农场小偷小摸，被扣工钱他还想找我打架。我那次就拔枪向他脚边开了一枪，他就老实了。”
笔者两次来到黄明的农场，都看到两支手枪不是插在他腰间，就是拿在他手中。黄明和其他白人农场主一样，将农场的命运都寄托在枪支的震慑力上。因此，枪成为了黄明的护身符，几乎是枪不离身(在南非，拥有绿卡即可购枪。与此同时，黑枪泛滥)。
“剽悍才能有活路”
南非农庄的工人几乎都是偷渡者，没有文化，只能在社会上做最辛苦、最低贱的工作，拿最低廉的工资。在黄明的农场中，工人每月的收入大概为1200至1500兰特，而且吃饭还要自己掏钱。黄明只是每个月偶尔送给他们一袋玉米面，或者每周偶尔送给他们一些碎肉和鸡肉。黄明觉得，“他们在我这里挣得不算少，至少比一些奴隶性质的包身工要强。对于黑工，千万不要答应他们太多要求。你可怜他们，会让他们感到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要求更多。”
黄明在南非总结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只有依靠强硬的手段才能保全自己，只有剽悍的人才能有活路。
但是，再机敏、再谨慎的猎人，也有被狼耍的时候。黄明带笔者来到横亘在农场与德国队驻地之间的小河。这条小河为农场提供了免费的灌溉水源。黄明只需要一个水泵就可以将河里的水引到农场来。然而，就在世界杯揭幕的当晚，整整20米长的水泵电缆被窃贼偷走，黄明为此损失了3000兰特。重新装上电缆后，黄明就每天晚上带着枪，在农场幽暗的丛林中埋伏，希望抓住窃贼。之后的几天，南非突然降温，晚上气温低至零下3度，但黄明依旧倔强地守候在那里。
黄明说，一周后，电缆再度被盗，因为事发当晚，他没有埋伏。他因此怀疑窃贼是和农场内的某个工人串通作案的。黄明对此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他说，自己已经报警了，但警察都去保障世界杯安全了，根本就没人管他的事情。现在，黄明每天晚上都穿着大衣，揣着两把手枪，巡视自己的农场，直到凌晨1点左右才回去睡觉。
第二次见黄明，他比初次见面时更憔悴了。但是，黄明决心继续在南非当菜农。因为只要看着地里绿油油的蔬菜，他心情就会好起来，就会感到梦想离自己越来越近。
专题图文：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邱江剑
南都特派记者唐元鹏张志滔发自南非
(应被采访者要求，“黄明”为化名)
记者手记故事动人写满无奈
这不是一个动人的创业故事，这只是一种无奈的社会现实。
2003年，南非白人作家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耻辱》，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南非农场的故事：白人农场主露西被黑人雇工佩特鲁斯强奸后，被迫委身于雇工，并成为佩特鲁斯第3个妻子，农场的产权也转到了佩特鲁斯的名下。
1994年，以曼德拉为领袖的非洲国民大会当政后，当地黑人开始以各种手段向原先拥有土地的农场主索要土地。而这一过程往往都伴随着血腥和暴力。南非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南非目前平均每年有200名农场主死于非命，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土地纠纷所致。
1999年，《耻辱》在南非出版。非洲国民大会发表声明，指责库切歪曲南非的新局面。但就在同年，分到黑人手中的大部分土地由于经营不善而荒废，南非政府也因此停止了土地分配计划。
在黄明农庄采访时，笔者看见旁边的一个农场中，一名白人老头和一名白人姑娘正在地上插起“FORSALEORTORENT”(出售或租赁)的牌子，上面写着农场主的姓名和电话。黄明笑了笑说：“在南非，除了人命不值钱，就属土地不值钱。这块地如果卖不出去，又要荒了。”老头名叫马修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片土地，但现在已经无法管理这片土地了，也不想继续留在这里生活，所以办理了移民手续。那个姑娘叫莉亚，是马修斯的侄女，在约翰内斯堡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家庭。她不愿再继承这块土地，当然也不会上演露西的悲剧。
车轮卷起一阵烟尘，尘埃落定，离开这片土地的轿车已经消失在远处。留在这些农庄上的，也许只有黄明这样剽悍的外国人，还有就是越来越多的廉价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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