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上的死亡

　　阿登·波特，在4年时间里代表乌拉圭民族队打了200多场比赛，一直赢得球迷的掌声和不时的欢呼，直到有一天不幸降临了。

　　他被踢出了首发名单，经过等待、请求后他又重新上场，但是这没有用，他的状态继续下滑，观众嘘声四起：防守时即使对手像乌龟爬一样也能过他，进攻时他一个球也进不了。

　　1918年夏末，在民族队的体育场，阿登·波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午夜，他在这片曾经令自己受人热爱的球场中央朝自己开了一枪，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人听到枪声。

　　黎明时他的尸体被发现，一手握左轮手枪，另一手握一封绝笔。

　　我为衣狂

　　乌拉圭作家巴扎·埃斯皮诺拉不喜欢足球，但是在19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他打开收音机搜寻一些想听的东西时，碰巧收听到了本地频道，佩那罗尔队0∶4大败于民族队。

　　夜幕降临，巴扎感到心情沮丧，他决定一个人吃饭以免将自己的苦闷情绪带给别人。这莫名的悲伤究竟从何而来？巴扎觉得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过是一个凡人的单纯伤感而已。突然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之所以伤感是佩那罗尔队的输球，他是一个佩那罗尔队的球迷而不自知。

　　会有多少乌拉圭人同他一样伤感？反过来说，又有多少乌拉圭人会欢呼雀跃？巴扎经历了一次迟到的自我发现，其实我们乌拉圭人从一出生不是属于民族队就是属于佩那罗尔队了。例如，人们说“我是一个佩那罗尔人”，或者“我是一个民族人”。从20世纪初就一直是这样了。据说那时的妓女们都是只穿着佩那罗尔队或是民族队的球衣坐在蒙得维的亚的妓院门口来吸引顾客的。

　　对于狂热的球迷来说，快乐不仅来自你所钟爱的俱乐部的胜利，也来自你所憎恨的俱乐部的失败。1993年《蒙得维的亚日报》采访了一群平时靠搬运木柴为生、周日到民族队的主场尽情尖叫享受的年轻人。其中一人露骨地说：“我只要看到佩那罗尔队的队服就会感到恶心，我希望他们每次都输，即使是他们同外国球队比赛的时候。”

　　如果球迷专属于一支球队，为什么球员不能专属于一支球队呢？很少有球迷能接受他们的偶像去一支别的球队。更换球队和更换工作不一样，尽管球员确实只是一个靠自己的双脚讨生活的职业运动员。对所穿球衣的忠诚在现代足球中已不适用了，但是球迷们仍然会对离弃的罪行给予惩罚。1989年，当巴西球员贝贝托离开弗拉门戈队到达伽马队的时候，一些弗拉门戈队的球迷跑到达伽马队的比赛向这位叛逃者抱以嘘声。威胁像雨点一样向他袭来，最恐怖的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位男巫还给他贴了一道符咒，贝贝托遭受了一连串的伤病，他几乎无法健康地踢完一场比赛，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直到他最终决定转会到西班牙。

　　怀着对过往忠诚年代的留恋，球迷们也难以接受令俱乐部作出如此决定的收益计算，现在的俱乐部被迫变成了一个制造奢侈品的工厂。当经营状况不好时，红色的赤字就会叫嚷着牺牲掉一些公司的资产。连锁零售业巨头家乐福超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洛伦索队体育场的废墟上建了一家新的门店。当这座体育场于1983年年中被推倒的时候，哭泣的球迷们抓起一把一把的灰尘放入自己的口袋。

　　足球没有眼泪

　　足球是战争的隐喻，有时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这时候“突然死亡”就不再是一种决定比赛胜负的戏剧性方式了。在这些日子里，疯狂的球迷会占领以前为狂热的宗教分子、爱国人士和政治狂人所预留的地盘。因为经常伴随着宗教、爱国主义和政治的狂热，足球使人们的紧张情绪趋于沸腾，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都是以足球的名义犯下的。

　　有些人认为被足球魔鬼占据的人会口吐白沫，坦率地说这样的形象相当准确地描绘了那些暴怒的球迷。但即使是最愤愤不平的批评人士也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足球不会引发暴力，最多不过是人们手绢上的几滴眼泪而已。

　　1969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爆发了战争，两个既小且贫的中美洲国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积累着理由来互相怀疑。这个国家的问题总是可以神奇地在那个国家找到解释。洪都拉斯人没有工作？因为萨尔瓦多人过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萨尔瓦多人在挨饿？因为洪都拉斯人虐待他们。每个国家都认为他的邻居是敌人，而不断的军事独裁则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这种错误延续下去。

　　这场战争被称为足球战争，因为引发灾难的火花是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圣萨尔瓦多的体育场里点燃的。麻烦开始于1970年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期间，发生了打斗，少数人受了伤，还有几人死亡。一周之后，这两个国家就解除了外交关系，洪都拉斯驱逐了10万名一直在该国庄园和农场工作的萨尔瓦多农民；萨尔瓦多的坦克则大兵压境。

　　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4000人死亡。这两个由美国工厂打造、被称为美洲学校的独裁政府，煽动着互相仇恨的火焰。特古西加尔巴的口号是“洪都拉斯不能坐以待毙，拿起棍棒，消灭萨尔瓦多”。土地的宗主和战争的发起者们不流一滴鲜血，而两国赤脚的人民却借着爱国主义的狂热互相杀戮，为他们同样的不幸报仇雪恨。（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