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

　　贝利和马拉多纳实在是两类人。老贝利只是世上一个平庸的成功者，而马拉多纳是足球场上的穆罕默德·阿里，哪怕我们不知道他反抗的是什么，也会跟着他挥舞拳头。

　　都是出身贫寒，都凭借足球获得荣誉，都是“球王”，但贝利和马拉多纳实在是两类人。哪怕他们同时出现在LV的广告里，我也能看出，贝利属于那里，马拉多纳不属于那里。假设有一帮曾经啸聚山林的英雄，贝利、马拉多纳都是里头的大哥，有一天，朝廷来招安，贝利顺应天意被收编了，他再也不会和原来的兄弟相认。最近，贝利、老马又在斗嘴，老贝利说的是“我当年帮老马挣钱”，“老马执教就是为了钱”，老球王深谙当今世界的粗俗逻辑，一个人贫穷、困窘，就不容于主流价值体系。这世上有无数人，一旦富贵就遵循于既有的社会规范，再也不愿意摆出叛逆的姿态，这没什么。老贝利担任巴西体育部长期间，的确帮助球员解决过一部分欠薪问题，的确想让巴西的联赛在一种更健康的环境下进行，但他是另一个阵营的人了。他也许希望，每个足球运动员都能有尊严、有保障地生活，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

　　在《南美足球——全民狂热》的作者托尼·梅森笔下，马拉多纳这样一个出身下层、粗鄙、任性、沉溺于药物而不能自拔的足球巨人，与资源丰饶，却在经历政治与经济动荡阵痛、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的拉美国家现状非常契合。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22个贫民窟，总人口数量达到12万，大部分月收入不足300比索。从马拉多纳到卡尼吉亚，出身于这里的天才球员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野孩子”(Malandro)。这是民众能够给予他们的最高荣誉称号，在那些陈旧、低矮、潮湿，用铁皮、废旧木板和塑料布搭建的低矮建筑中，那里的母亲会告诉你，全家的希望都集中在某个野孩子身上。他伶俐而狡黠，捡废品，卖报纸，替人扛行李或擦鞋，并借此每天带回足够的食物或钞票支撑整个家庭，他能够像风一样在街道上奔跑，愚弄警察，如同他轻松地在那条狭窄到仅供两人并行的小巷中，用赤脚拨弄着那只破旧的足球晃过防守者一样。

　　穿上西装的老马，抽着雪茄的老马，和卡斯特罗在一起的老马，还是一个野孩子。他之所以被当作偶像，就如同哈莱姆黑人区的每个家庭都会为出狱之后的泰森祈祷一样顺理成章。老贝利在政客与商人之间周旋，也许想用现有的秩序来帮助穷人，但他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另一个愤怒的阿根廷人，早已死去多年，但他的头像被印在T恤衫上，被文在身上，被烫在马克杯上，对现有的秩序一脸鄙夷。老贝利只是世上一个平庸的成功者，而马拉多纳是足球场上的穆罕默德·阿里，哪怕我们不知道他反抗的是什么，也会跟着他挥舞拳头。请记住这个小个子在1994年打进希腊一球之后的怒吼。